第九章 裕和垦殖 (第1/2页)
同治十一年，公元1872年，张振勋31岁。
巴达维亚城南三十里，有一片荒芜了多年的坡地。说是荒地，其实也不是全然不长东西——野草长得比人还高，密匝匝的，风吹过的时候哗啦啦地响，像一片绿色的海。坡地下头有一条河，雨季的时候水能涨到两岸齐平，旱季就剩一条窄窄的水道，露出河床上圆滚滚的卵石。
张振勋站在坡顶，望着脚下这片起伏的土地，手里的草帽扇着风。日头很毒，晒得他后脖颈发烫，可他站了很久，一动不动的，像一尊插在地里的石桩。
“掌柜的，“黄阿福在旁边擦着汗，实在憋不住了，“这地……能种东西？这草都快成林了，得费多大功夫才清得出来？“
张振勋没有回答他。他弯腰拔了一根野草起来，放在手心里看了看——草根扎得深，带着一大坨潮湿的泥土。他把土在指间碾碎了，凑到鼻子底下闻了闻。那土有一股淡淡的腥气，是肥土才有的味道。
“能种。“他说，把手上的土拍掉，“这地肥得很。草长得这么疯，底下的土差不了。“
张振勋花了半个月的时间，把这片坡地的地契拿到了手。地价不贵——在荷兰人眼里，这种长满了野草的荒坡一文不值。可在张振勋眼里，这不是荒坡，是一片等着他下笔的白纸。
他找人清地。雇了两百多个本地劳工和几十个华侨，先是放火烧荒。大火烧了三天三夜，把坡上的野草和灌木烧得干干净净，露出一片黑黢黢的土地。接着是翻地，他托人从中国买来了几十把新式的铁犁，套上水牛，把烧过的土地犁了一遍又一遍。那些被野草盘踞了不知多少年的根须在犁刃下翻卷上来，晒在太阳底下，干枯了，碎成了土。
然后是引水。他带着人从坡下的河里挖了一条灌溉渠，绕着坡地转了半圈，又分出许多细小的支渠，像血脉一样遍布整片土地。水渠修好的那天，张振勋蹲在渠边，看着清亮亮的河水顺着新挖的渠道汩汩地流进地里，渗进那干渴的泥土里，发出“嗤嗤“的声响，像大地在喝水。
第一批种下去的是椰子。椰子树耐旱，不挑地，种下去三四年就能结果。接着是咖啡——他在坡地的背阴面选了块地方，种下了从阿拉伯引进的咖啡苗。然后是橡胶、胡椒、茶叶，每一种都挑适合的地势和朝向，不挤不抢，各自有各自的位置。在最外围的坡地上，他还种了红薯和木薯，既是给工人们的口粮，也能固土防流失。
他在坡顶搭了一间竹棚，白天在棚子里办公，晚上就在棚子里睡。工头们每天来汇报进度——今天清了哪块地、明天种了多少苗、哪条水渠需要加固——他一条一条地听，在账本上一笔一笔地记。记完了，他就下地去看。他脱了长衫，卷起裤腿，光着脚踩在翻过的泥土里，看树苗的间距合不合适，看水的流速快慢，看工人的活儿干得细不细。
三个月之后，原来的荒坡已经变了模样。一排排整齐的椰子树苗在风里摇晃着宽大的叶子，咖啡苗矮矮的、绿油油的，橡胶树的小苗才刚刚种下。从坡顶望下去，整片地像一块被精心织过的绿毯，纹路清晰，层次分明。
张振勋站在坡顶看着这一切，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踏实感。这种踏实感跟做酒税、做典当不一样——酒税的钱从洋人的酒杯里来，典当的钱从别人的急难里来，都像水一样流进来又流出去。可这片地是实的。这些树是他亲手一棵一棵看着种下去的，它们在土里扎根，在风里长高，在太阳底下绿得发亮。
他把这片垦殖公司起名叫“裕和“。裕和垦殖公司。
“裕“是昌裕兴隆的裕。这个字他喜欢。他在巴达维亚的商行叫裕和，酒庄也叫裕和，现在垦殖公司还是叫裕和。将来他无论走到哪里，做什么生意，都要挂这个“裕“字。
他有时候会想，“裕“字的左边是衣服旁，右边是“谷“——有衣穿、有粮吃，人才能昌裕。他张振勋从大埔的山沟里出来，见过了太多没衣穿、没粮吃的人。他做米粮、做垦殖、做贸易，归根结底都是在做一件事——让“谷“多起来，让“衣“多起来，让那些赤着脚饿着肚子的人，至少能有一口饭吃、有一件衣穿。
他把这个念头藏在心里，没有跟任何人说。可每次看到“裕和“两个字挂在门楣上，他就觉得沉甸甸的，像扛着一袋粮食走在山路上，累，却踏实。
垦殖公司步上正轨之后，张振勋决定回家。
这个念头在心里藏了很久了。从咸丰八年离家，到如今同治十一年，整整十四年。这些年，张振勋和家里保持着书信联系，也汇了不少钱财回去。父母已年纪老迈，弟妹也长大成人，原配妻子陈珏，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，他不敢想象她在这些年的变化。
如今，张振勋有了自己的地、自己的产业，他觉得自己可以回去了。至少，可以回家里看一看。
是日，他给家里写了一封信，说明归期，并附银元五十，托汕头到潮州的船帮捎过去。数日后，便收拾行李启程。
他带了两大箱东西。一箱是洋布——荷兰产的细棉布，花色鲜亮，比家乡的土布好得多。他让惠兰惠莲帮着挑的，一匹一匹地叠好，给母亲、给陈珏、给妹妹和弟媳妇们各挑了几匹。另一箱是西药——奎宁、金鸡纳霜、止痛片、还有几种治疟疾的成药。巴达维亚的洋人药房里什么都有，他把常见的药都买了一些，用油纸包好，塞得满满当当。此外还有几块怀表、一盏煤油灯、几把钢剪刀——都是南洋的稀罕物，回去送给乡亲们。
临行前的晚上，惠兰和惠莲帮他收拾行装。惠兰默默地把一件新做的棉袄塞进箱子里，说：“南洋热，家里那边冷，你路上穿。“惠莲在旁边转来转去的，一会儿往他包里塞一包糖，一会儿又塞一包肉干，嘴里不停地说：“这个给阿妈，这个给姐姐……“张振勋由着她们忙活，坐在床沿上看着，心里又暖又酸。
船从巴达维亚出发，在海上走了将近一个月。途经新加坡、西贡、汕头，一路换船、转驳，等他在潮州的码头踏上岸的时候，已经是十一月了。
从潮州到大埔，还有好几天的山路。张振勋雇了一辆牛车，把两只大箱子码在车上，自己坐在箱子上头，一路颠簸着往山里走。路越来越窄，山越来越高，两旁的房屋从砖瓦变成了土坯，口音从潮州话变成了客家话。
他坐在牛车上，看着那些熟悉又陌生的山峦在暮色中缓缓地后移，胸口像堵了一块什么东西。
离家十四年后，他终于回来了。
牛车到车轮坪村的时候，是傍晚。
天色正在暗下去，山间的雾气开始升起来，一缕一缕的，缠在村口的树梢上。张振勋远远地就看见了那棵老榕树——跟他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，枝丫舒展，根须垂地，像一把撑开了十四年的巨伞，从来没有收拢过。
村口站着几个人影。隔着暮色和雾气，他看不清那些人的面目，可他一眼就认出那个站在最前面的身影。那个身影瘦了一些，可腰板还是直的，头发在脑后挽了一个髻，穿着一件半旧的蓝布衫，手里没有拿任何东西，就那么站着。
牛车到了村口，停住了。张振勋从车上一跃而下，站在泥地上，站在那个身影面前。
陈珏抬着头看着他。她老了一些。眼角有了细细的纹路，颧骨比从前高了，嘴唇的颜色淡了，可那双眼睛还跟他走的时候一样，黑黑的，亮亮的，像两口深井，井底沉着些他看不清的东西。她看着他，看了很久，然后嘴角弯了一下。
“回来了？“她说。
声音不大，平平淡淡的，好像在问一个赶集回来的人“买到东西了没有“。张振勋站在那里，嘴唇动了动，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发不出声。他点了点头，使劲地点了一下。
陈珏的目光在他身上停了一瞬，然后落在他身后那两只大箱子上。她没有问里面是什么，只是侧了侧身，说：“进屋吧。饭做好了。“
张振勋跟着她往村里走。他的弟妹们围了上来，最小的妹妹他已经认不出了——当年走的时候才三岁，如今已经十六七岁，亭亭玉立了。他们簇拥着张振勋往家走，七嘴八舌地问着“阿哥南洋什么样““带什么好东西回来了“，热闹得像一群麻雀。
走到家门口的时候，张振勋忽然停下了脚步。
门楣上贴着一副新的春联，字是父亲写的，笔力不如从前了，有些颤抖，可还是端端正正的。他站在门槛外面，看见堂屋里透出昏黄的灯光，闻见灶间里飘出的饭菜香——那是他想了十多年的味道，是红薯、咸菜、还有某种他说不出名字的、只属于车轮坪村的味道。
他跨过门槛。父亲坐在堂屋的太师椅上，比他走的时候老了一大截，头发全白了，背也弯了，但精神还好。母亲站在灶间门口，手里还攥着锅铲，看见他进来，锅铲“哐当“一声掉在了地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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